财神爷爷问我：“您愿不愿意把财富都变换成古代文物，然后捐给国家？”
我答：“第一，我对古代文物很外行，根本不会买进哪怕是一件所谓的古代文物。第二，我只捐股票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等等法定该捐之税，不做份外之捐，以免触犯您对人间贫富的刻意安排。我以为藏富于国、藏富于民，不可偏废。”
财神爷爷感叹道：“同是张家后代的后代，人生选择有很大的不同啊。你的父亲是张氏家族流向浙江沿海的一个分支，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你也是贫苦出生，所以珍惜财富来之不易的所有权。张氏家族还有一个分支，早年流向河南项城，1898年（按现在的说法，那可是一个‘要发就发’的年份），那户张家出生了一个叫张伯驹的人，是在糖水里泡大的（其父张镇芳曾任直隶总督）。民国时期的‘民国四大公子’中，有两人姓张，一个是后来成为将军的张学良，另一个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头号大收藏家’的张伯驹。”
张伯驹？我不认识。现在我知道，在我出生前的旧年代，财神曾经很看中张伯驹的非凡才华。这种才华，正所谓：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文物鉴定真伪方面，他是国宝级高手。
我们现在有钱，考虑的是买不买股票。张伯驹那时，考虑的是买不买文物。他为了买下隋朝展子虔的手迹真品《游春图》，不惜卖掉大宅院，再让妻子卖掉部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换下这张在我眼里不过是旧纸片的东西。他后来又卖掉家中的其他宝贝，凑成20万大洋，买下唐朝大诗人李白的手迹真品《上阳台贴》。他这一辈子节衣缩食，散尽钱财，动辄几百两黄金地买下此等国宝级文物。
这些稀世珍宝，目前拍卖起来，总价可能高达几亿美元。张伯驹那个年代，中国有钱人不多，他又是识货者，跟卖方讨价还价，花钱虽多，却是以世纪大底的地板价买进。然而他并非低吸高抛，而是低吸之后更低地白送。1956年，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文化部为此给了他一张奖状。
正因为此事让财神爷爷大摇其头，大不以为然。所以从1956年起，财神爷爷不再保佑张伯驹，转而前往香港，保佑金庸、李嘉诚等人。同时，财神爷爷也把目光投向赤贫之家。与张伯驹不同，我诗词歌赋，样样不晓（要晓也只晓得一点点后现代派的自由诗），琴棋书画，样样不通（那“书”指我深恶痛绝的书法），财神爷爷更放心啦。因为财神爷爷害怕七培养八保佑，又弄出一个像张伯驹那样的捐献积极分子。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章诒和的长篇回忆录，书中记述了张伯驹悲惨的晚年。
原来，张伯驹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2年他84岁那年，患了小感冒，家人把他送进北京某大医院，结果等于送进鬼门关。那病房是8人房，其余7个肺炎病人都比他病重，张伯驹因被感染而速死。家人此前曾向医院申请单人病房。医院答复：单人病房哪怕空着，也是留给一定级别以上的高干、劳模、英模住的，张伯驹不够级别。其实，张伯驹捐献给国家的那些无价宝，足以买下那整座医院。
财神爷爷希望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股民读者听，希望大家在逆境中不要灰心，你们每个人在股市中捐得再多，都没有张伯驹在股市外捐得多吧？张伯驹捐献之后有奖状，你们捐献后连个口头谢谢也没有。但是张伯驹前一年获奖状，后一年获“右派”帽子。谁比谁更委屈呢？
张伯驹认为国宝应留在国境之内。财神爷爷认为这种想法不够开放。财神爷爷认为世界之宝，有权呆在整个天地中最适合呆的地方。国营机构、民营企业、海外财团，谁最识货，谁出价最高，谁财力最雄厚，谁才会对这散尽千金才得来的宝物最真心、最细心。当然这方面配套的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某些文物早年流散到海外，幸存下来；而不少留在境内的，则不幸遭遇“文革”，被红卫兵抄家、砸烂、焚毁。那是一场浩劫，对物的浩劫，对人的浩劫。
怎样避免？财神爷爷希望我能够做到触类旁通。我乖巧地说：“几十年前的红卫兵，天天上街看大字报，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浪费青春。几十年后他们变成股民了，改为天天看股票行情了，并不觉得自己又陷入一个无情的漩涡，更加浪费生命，外加浪费钱财。”
财神爷爷拍拍我的肩膀：“凭你这话，我就没认错你这个弟子！你虽然也是张家后代的后代，但你跟张伯驹很不一样！伯驹捐得元气丧尽，变成弱者。而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只有强者，尤其是物质加精神的双料强者，才会面对猫腻，不战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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