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在人口问题上正面临劳动力成本剧增、人口结构不平衡和老龄负担加重未富先老的压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针对近两年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指出，“招工难、用工荒是劳动力成本剧增、人口结构不平衡和老龄负担加重这些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些社会现象已经表明，我们正在逐步进入‘人口红利’衰减时期，有关部门和全社会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成本低廉，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急剧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上升，“人口红利” 现象在我国呈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1979年到2003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 2．7％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举足轻重。”彭富春指出。
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我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人口红利”衰减，逐渐进入“微利”时期。
“之所以出现‘用工荒’，不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劳动者希望提高收入、改善务工条件等综合性的劳动力成本增长问题。”彭富春说，“几年前四五百元一个月就能招到人，而现在一千两三百的工作也不具有吸引力了。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趋势不会减缓，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国际相对竞争力减弱。”
此外，我国人口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在劳动力人口中，大学毕业以上高素质、技术性人才比例低，大量的劳动人口是来自农村的一般劳动力，这样的特点对我国经济的转型不利。”全国政协委员王玉英指出，“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罕见的‘富先老’的国家，是在人均ＧＤＰ在3000美元以下就进入老龄社会的，因此养老问题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微利”时代，代表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首先，不断地加大教育投入是应对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国人口首先要在结构上发生变化，不再是以低廉的简单劳动力为依托，而要以高素质人才为主力军。要实现这个转变，教育至关重要。用高素质的人提高劳动效率，可以替代用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模式。”彭富春说。
“为应对‘未富先老’，我们应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资本积累问题提前解决，把全国社保基金迅速壮大起来并全国联网，为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枯竭做好储备。”全国政协委员吕建中建议，“一定要尽早解决沿海地区出现的农民工放弃养老保险的问题，以免在二三十年后措手不及。”
“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是应对人口新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全国人大代表刘建明说，“一些条件成熟的城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序地消化吸收农村年轻人口，并把这些人口融入城市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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