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要遏制通胀必须继续加息
8%左右的中等性质通胀，如果政策上不能够坚决的应对，很容易就发展成像越南今天的恶性通胀，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5月份8.2%的PPI数据和我预期的基本一致，但CPI（7.7%）的回落幅度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尽管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通胀今后将呈现逐步回落的势头，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通胀高峰依然没有到来。
毕竟PPI向CPI的传导，需要两三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并且推动去年CPI上升的大部分因素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导致目前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更是错综复杂。
从相关数据来看，PPI和国际油价的相关度非常高，而CPI和国际粮价的相关度非常高，那么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没有出现显著回调的情况下，国内通胀压力就不会减轻。
从全球的视角审视目前的中国通胀，不少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输入型通胀”，但是这个名词并不恰当。我更倾向于“出口转内销型通胀”的提法，而不是纯输入型的。的确，这种通胀看上去好像是输入型的，但是这种输入的高价格，是和中国自身的需求有关的。
比如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中国的采购对国际原油价格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中国大豆的进口直接影响到大豆的价格。
上述情况在铁矿石价格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铁矿石价格2008年涨了70%到90%，表面上似乎是“输入型通胀”，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钢铁材料需求，在过去几年中翻了几番。这么大的钢铁生产能力，国内的矿石根本供不上，所以到海外去买矿石，国际上的矿石价格焉能不高。然后矿石价格的上涨，再输入到中国，迫使国内钢铁企业涨价。
如果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放慢，世界的资源就没有办法支撑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国内的通胀压力也就不可能消失。严格来说，中国因素是造就2001年以来的商品市场牛市的最关键原因，和美元贬值的“功劳”不相上下。
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唯一能有效遏制通胀“猛虎”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加息，将贷款基准利率拉高至10%以上，中国要吸取当前越南恶性通胀的教训。越南日前加息200个基点提升到14%，这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贷款基准利率从7%左右加到14%。
越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通胀，基本上就是在4%或5%附近持续两三年，然后攀升到7%或8%，跟中国现在差不多。所以这种中等的通胀，如果政策上不能够坚决的应对，很容易就发展成像越南今天这样的恶性通胀，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通胀是200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烦恼，要遏制通胀必须继续加息，让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由于加息会鼓励更多的热钱进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必须要进一步地放宽波动幅度，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想稳定住人民币汇率，还是想遏制国内通胀，两个得选一个，要这个就要不了那个，世界上没有“马儿跑的快，马儿不吃草”的事情。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到底是想要人民币还是想控制国内通胀，必须权衡利弊。
实际上，当前亚洲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做两件事，一是放开成品油价格管制，二是不断加息，越南和印度已经先行一步。长期的油价管制已成财政不能承受之重，而且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对能源的过度需求。
当然，价格管制放开后，物价自然就要上升，于是中央银行就必须紧缩银根。放弃成品油管制和不断加息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当前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两件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同样的政策组合。（环球财经 许小年）
周小川：加息始终是抑制通胀的备选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一在瑞士巴塞尔表示，加息仍是控制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这与他最近几次的公开表态一致。
周小川过去两天在巴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的年度大会，一同出席的还有伯南克和特里谢等全球各国的一百多位央行首脑。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会议间隙回答记者有关会否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提问时，周小川表示：“这始终是一种备选方案，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他表示，央行有多种货币政策选择，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其他工具等。
业内人士注意到，周小川此次有关货币政策问题的讲话，与他过去几次的说法基本一致。今年5月在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间隙，周小川曾表示，央行不排除加息，但在加息之外，调节CPI还有很多种方式。在使用这一工具还是其他工具的问题上，央行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在之前的两会期间，周小川也作出了同样的表态。
有记者问到中国会不会因为担心热钱流入而在加息的问题上有所犹豫时，周小川表示：“热钱是我们的担忧之一。资本流入和流出正变得更加自由。我们一直在努力监管资本流入和流出。”
上周五在罗马与亚太和欧元区央行行长会谈后，周小川曾对海外媒体表示，当前全球的货币政策必须致力于应对通胀，即使当前通胀是由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推动的。他表示，央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收紧货币供应，但不方便具体解释计划使用哪些政策工具。周小川还表示，中国的信贷控制政策在当前环境下是正确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要长期实施这些政策。（上海证券报 朱周良）
缓解通胀压力：宏观调控政策需适时优化
针对目前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的新形势，我们必须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与力度。为此，在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改善和发挥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胀压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上涨。另外，我们还应把“三农”置于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步伐。最后，我们要防止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价格总水平改变了始自2004年年底以来平稳回落的良好趋势，重新出现加速上涨态势，特别是今年以来，价格涨幅明显扩大。
价格水平的过快上涨，会给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紧缩货币政策与完善财政政策并举
从目前来看，我们既要继续执行总体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热钱流入，同时又要完善财政政策，以此来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针对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回落、通胀压力较大及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等特点，在坚持货币政策总体上从紧的同时，应表现出更多的针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
第一，要合理控制信贷增长，既要保障国民经济较快发展需要，又要防止投资过快增长。
根据年初制定的2008年经济增长8%、价格上涨4.8%、新增信贷增长12%的调控目标，再结合今年经济实际增幅将达10%左右，价格涨幅可能超过6%的现实，以及考虑到雪灾和震灾的影响，将今年新增贷款增速控制在16%左右是适当的，仍然体现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要求。
2008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仅增长14.9%，增幅比2007年末低1.2个百分点，略为偏低，致使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紧缺，融资成本上升。
第二，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阻止热钱加速流入的趋势。
要努力提高对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流入热钱的识别和管理能力，强化对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流出的管制，加强对可疑类外商投资的资金使用和流向的跟踪监管，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收紧对中国居民和香港居民自由换汇的额度。
第三，要在有效遏制热钱加速流入的情况下，暂缓采取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价格涨幅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审慎采取结构性加息政策。
今年以来，热钱加速流入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居高不下，促使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由于热钱去向不明，并没有全部进入实体经济，因而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导致部分企业求贷无门，资金紧缺。企业被迫转向地下钱庄，部分上市公司为解资金之渴也加速大小非解禁股兑现，导致A股市场暴跌，金融资产大量缩水。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借贷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为热钱谋取暴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又反过来刺激更多的热钱奔涌而来。有鉴于此，央行应通过阻止热钱流入来维护流动性，而不应反过来通过紧缩流动性来削弱热钱的冲击。虽然在中美存在利差的情况下加息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更高的利率固然会加大企业的成本压力而不利于在短期内的通胀控制，但如果价格涨幅继续扩大，“负利率”越加严重终将会对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带来更大伤害，那么审慎加息将成为相对合理的无奈之举。
在当前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受到较大限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在改善民生、促进消费、保障供应、抑制通胀以及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是要降低企业税负，理顺价格关系，增加有效供给。由于本次通胀主要是由于部分基础性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成本上升推动的，因此增加有效供给和降低成本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要尽可能降低紧缺性商品的进口关税、企业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防止在“土地财政”难以维系的情况下征税过度和乱收费现象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加强价格干预，遏制煤炭、钢铁、化肥等重大商品价格的过度上涨，逐步理顺煤电和油气价格，完善成品油、粮食等生产性补贴方式。
二是要以最大力量支持在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科研投入和产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要继续改善民生，完善保障制度，促进就业，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完善财产性收入税前费用抵扣政策，最终达到在宏观经济面临回落风险下促进消费的目的。
四是要压缩机关事业单位楼堂馆所建设和无实质内容的会议及出国考察活动，支持防震、防洪建设和灾后重建。
要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从目前来看，我国价格上涨的传导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由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上涨引起了食品和部分轻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条线是由煤、油和矿石类价格上涨引起钢材、有色金属、建材、农资和运输等重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推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中，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真实反映了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等投入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变化，是对多年来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矫正及其内在价值的回归，有利于增加农产品供应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总体上应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在保障农产品生产和供应，做好低收入群体食品补贴的基础上，对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阶段性通胀上升我们应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
然而，煤、油和矿石等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极大地伤害了中下游产业的发展，是引起恶性通胀的重大推手。
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措施，提高油气、矿产等资源性产品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保障煤电油运和粮食、钢材、化肥等重大商品（服务）的生产和供应，抑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改善供给、引导消费、规范秩序三方面一齐发力，并加以高度重视和解决。
所谓改善供给，就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对重大基础性产业的投资和生产进行合理调控和引导，努力缓解资源瓶颈和需求缺口。
所谓引导消费，当务之急是要在控制煤炭、原油等源头性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同时，逐步理顺电力和成品油价格。同时，要在清理乱收费的基础上，审慎推进资源性产品税制改革。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国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
所谓规范秩序，就是要反对垄断，打击压产抬价、囤积居奇、假冒伪劣和散布虚假信息等扰乱正常生产和交易秩序的行为。在国际上，要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遏制近年来在矿产资源类领域的垄断化趋势，共同抵制国际热钱对商品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操纵。在国内，要制止煤炭、钢铁和化肥领域存在的过度涨价和谋取暴利的现象。在这些领域，政府加强成本监督和价格干预（不是冻结），不是对市场的伤害，而是使失控的市场恢复理性的必要之举。
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步伐
“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涉及重大民生和国家稳定，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把“三农”置于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持续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大目标，优化农村生产和组织方式，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和途径，提升农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一是要继续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二是要在不改变耕地用途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逐步改变目前以户为单位、小块耕种、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科技化和规模化水平；三是要增加对农业的科研投入，把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抗风险能力；四是要继续执行并完善当前的富农、惠农，促进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探索从需求端实施补贴的渠道和方法，提高粮食和农资补贴的效率；五是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及时调整粮食生产和收购价格，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保持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和合理上涨，既不可“谷贱伤农”，也不能“谷贵伤民”。要加强粮食流通体系和渠道建设，强化国家在粮食流通和储备中的主渠道作用。
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我们要防止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住房投资需求被抑制、房价走低预期进一步强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主要城市的商品房住宅交易量缩价跌，开发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与日俱增，同时部分银行的房贷违约率也出现了上涨的趋势，房地产风险骤然凸显。
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并形成趋势，银行自身持有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会不断降低，那么来自房地产商和房地产购买者的呆坏账比例会迅速上升，银行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由于房地产涉及投资和消费，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及其快速萎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防止房地产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进而威胁宏观经济健康稳健运行和社会稳定，理应成为当前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首先，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决策者和调控者，政府应发挥其稳定和正确引导的核心作用。针对当前投资性购房已失去经济意义，投机性购买更没有赢利空间，以及房地产市场极度低迷的状况，政府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不应再出台新的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政府应集中力量做好廉租、廉价房建设，逐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土地投放的规模和节奏；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维护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其次，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对房地产的真实需求和符合国家调控方向和市场需求的项目应大力支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再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转变“暴利、暴富”观念，树立诚信、守法、服务大众的可持续经营理念，以实际行动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任。同时，在建材、土地、人工等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和购买者对房地产的未来价格走势应抱理性务实态度，唱多房地产固然不对，但唱空房地产危害更大，尤其在我国经济可能面临明显回落的情况下。
从目前我国的股市来看，由于股市的涨跌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股市暴跌不仅让国民财富和企业资产缩水，也为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提供空间，进而威胁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
因此，引导市场理性决策，重建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应是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消除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因素出发，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就是要在加强以“公平、公正、公开”为目标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严控制新股上市和再融资规模，规范大小非行为，消除扩容过快给投资者带来的恐慌情绪。
尽管经过过去两年的努力，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多年的股权分置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股权分置改革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即对价支付阶段，更为关键的工作是要规范大小非解禁后的大小非行为和市场承接能力问题。
从2008年起的未来三年中，A股市场将迎来大小非解禁高峰，解禁规模将达到9031.9亿股。由于大小非解禁股本数量巨大且成本很低，如果解禁股集中减持兑现，必将对A股市场带来致命冲击。
因此，稳妥解决压在投资者头顶的解禁股“堰塞湖”至关重要。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做好规范大小非行为，控制兑现节奏等“泄洪”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从严控制新股上市和再融资等“上游来水”，为股权分置改革的最终完成让路。（上海证券报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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